我的父亲

我母亲于2000年端午节（6月25日）去世后，我对“子欲养而亲不待，身前行孝不能等”、“父母尚在，仍有归期；父母不在，只剩归途”这些古语俗言，有了进一步理解，并且更加透切、深刻，感觉到时间的短促和宝贵，越来越珍惜父亲的养育之恩，对父亲的赡养更加用心、上心。特别是我从县城回到家里后，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抓紧时间烧水、做饭、泡茶、喂药，为老父亲理发、洗头、洗澡、洗脚，洗衣服、刷鞋、剪手指盖、脚趾盖，打扫室内、庭院卫生，收拾床铺。

但时间飞速流失，时间不等人。老父亲的身体健康状况慢慢地走下坡路，到后来衰老的速度加快，再到后来，身体恶化状况急转直下，特别到2023年冬季后，从走出大门、到院子里、到慢慢走几步，到下床，吃饭，到不能下床，最后彻底躺在床上不能下地了，在床上吃、喝、拉、撒、睡，身体在极速消瘦，需要喂饭、喂水、翻身、按摩、喂药、打针，一切都需要伺候，离不开人照顾。最后半个月，我陪伴老父亲一步不离，昼夜伺候在床前，照顾左右，与老父亲说说话、交流过往，回忆过去生活的点点滴滴，但也无能为力留住父亲，不能挽留老父亲的健康和生命，于2023年12月8日（农历11月26日）晚上6:50分平静、毫无疼痛地去世了，生命定格于此。父亲带着满足，安详地离开了我们。任泪水流淌，任哭喊回荡，父亲还是走了，父亲走的很安静，没有痛苦，没有遗憾、没有牵挂，父亲去找母亲了。

父亲去世后，今年春节前后对父亲的思念更加强烈，每当回忆起父亲生前的音容笑貌，生活的点点滴滴，总使我们欷歔不已，深深的追思挥之不去。父爱的回忆在我的心田里悄悄的滋生、膨胀。写对联写到“五福临门”时，我查阅了有关材料，对“五福临门”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我感觉到在我父亲身上明显体现出了“五福”（五福指的是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的成分。父亲86岁去世了，临终没有痛苦、没有波折，也算长寿、善终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就因为贫血两次吃过药，一次80岁那年初冬实际上感冒了，误认为脑中风，在县人民医院住院5天，别的时间里，没有吃过药打过针，头疼脑热都没有，身体健健康康，称得上康宁一生了；父亲一生没有多大挫折、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大悲大喜，一生中平平安安，特别成家后，在母亲的操起下，不缺钱，从来没有求别人借过钱，生活吃穿无忧，其子女工作稳定、工作条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算有脸有光，富贵有余。父亲为人正直、正派热心、干活不惜力气、勤俭朴素，忠厚淳朴，说老实话，办老实实，是附近有名的老实人，德行尚好。

我父亲刘宗泉于1940年10月出生在壮岗镇李家河子村，父亲虽无高山般伟岸的身躯，却有山谷那样宽广的胸怀；父亲虽不能像太阳那样光芒万丈，却如阳光，处处温暖着我们的心，身上闪光的地方激励着我前行、与人友善、乐观快乐，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不讲究享受，不攀比吃穿。我父亲一直都严格要求自己，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即使工作再晚，早上也从来不睡懒觉；吃饭如有剩菜也一定要留到第二餐吃，而且必须吃完。我父亲非常节俭，他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都不计较，特别吃饭上不讲究，只要吃饱就行，只要有东西能吃就行了，从不挑三捡四。吃饭的时候，桌子上掉了菜、米粒，他都会捡起来吃了，有的时候碗里留有剩余的饭菜，会倒点热水晃晃再喝。艰苦的生活锤炼了父亲，勤俭节约的精神已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坎里，体现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父亲去地里干活，回来路上有树棍、柴火，都要下腰拾起来，能拾满满一匡子背回家，基本解决了家里烧草问题；在我住的家属院里看大门的时候，他曾经告诉他的朋友说：自己半年花了一块五毛钱。半年消费了一块五毛钱，你能想象出节约的程度了吧。对集体事业也是讲求节约，我叔伯大爷与我说起一件事：记得有一年队里8个人去江苏省购买水稻苗子，过了响午吃饭时间，在饭店里有几个人好烟酒，结果烟酒及饭花了四、五元，他们还要每个人一碗汤，父亲就告诉他们如果要烟酒，只能两个人一碗汤，当时就有人伸舌头挤眼睛，直到若干年后，提起这件事情，他们还在笑话嘲弄老父亲。

父亲的一生是极其平淡的一生，不求大富大贵，没有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一辈子安安稳稳的生存着、生活着。作为一家人的依靠，他肩膀上的担子格外重，需要养家糊口，赡养老人，教育子女。对自己的命运、生活再苦再累也从未见他有过怨言，始终豁达乐观、积极向上。我父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村第一个初中毕业生，在当时那个年代是个知识分子，回村后，村干部让在生产队当会计、并代全村的账务管理将近30年，开始那个年代供销、粮食、工厂缺少有文化的人，村里压着不让出来工作，改革开放后，生产队解散了，大家知道这些人老了，没有任何福利待遇。对这些我从来没有听到老父亲的半句怨言牢骚。我于1986年考上中专——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学校后，1988年春节寒假后，快入学的前几天，我与父亲提前到学校，陪同老父亲逛了济南市几大景点，父亲见到了考上大学、在济南市工作的几个老同学，交谈中他们对父亲没有继续上高中、继续求学，对命运坎坷都感到可惜，可我父亲没有牢骚满腹、怨天尤人，一笑了之。

马克·吐温说：“当我7岁时，我感到我父亲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当我14岁时，我感到我父亲是天底下最不通情达理的人；当我21岁时，我忽然发现我父亲还是很聪明的。”我父亲在同龄中也是非常聪明的，智力出众，记忆力超群，他是从三年级直接插班上学的，从上小学到上初中一直就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学习认真，书写工整，在班里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因需要到百里外的县城上高中、生活困苦，加之姊们多（兄弟姐妹8个）家庭困难、需要下学挣钱养家糊口、成家立业，他便没有上高中，回村务农。我父亲曾经告诉我，他当会计时间不长，一次30多位老妇女们在东南岭上倒肥，堆积成梯田现状便于丈量，他忘了带纸、笔，每个人有五个数据，共计100多个数据，这些数据落实到30多个人身上。他丈量后，回家登记到冊，又经核对无一差错，准确无误。

我父亲回村后，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田生活。凭着父亲的忠厚和他那学识和聪颖，很快被推举为生产队的会计。打那起，他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经常看到父亲端坐在桌旁聚精会神地算账、记账。由于生产队的会计不脱产，父亲白天下地干活，利用晚间整理账目。有时一觉醒来，仍可看到从父亲的房间透出的微弱光亮，听到那熟悉的算盘声。凡事较真的父亲在账目上容不得半点差错。有一年决算时，账目上差了1分钱，他耗时大半个夜晚，硬是从算盘中“抠”出了那1分钱的下落。听曾我母亲说父亲的认真劲，有一年生产队里出纳与我父亲记的账目对不起来，差一笔账，在我家里两个人争执起来，我父亲认真劲上来了，你一言我一语，没完没了，父亲把锅里下的水饺煮成一锅粥，最后，经核实还是我父亲做的对。

那时管理体制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最基本的核算单位。生产队会计是个很重要的位置，无论是生产队几个干部的合作还是普通社员的劳动收入都要通过会计的手来兑现，当好生产队会计公正廉洁最重要，老百姓一家的吃喝花钱都要经过会计，分粮食、分菜、核算工分、年终分红，涉及经济利益争得很厉害。俗话说：得罪队长干重活，得罪会计挨笔戳，得罪出纳挨秤砣，描述了当时生产队上一些不正之风的实际情况，但在我父亲那里不正之风根本行不通，我父亲当会计从来做得公平公正，大胆负责，对自己的亲人、家族的人一视同仁，绝不徇私舞弊，斤是斤，两是两，一碗水端平，绝不厚此薄彼，大公无私。我小姑姑刚参加生产队劳动，拿最低的过分，一次生产队送饭，我姑姑小盛不到饭，在边上哭起来，我父亲没有给挣着盛饭，而把自己碗里的饭倒给了小姑姑碗里。

我小时候也经常看到父亲同其它几位会计在大队办公室算账,特别是年终分红收入分配决算，父亲唱数，其它几位同时打算盘核算数据，唱数声、算盘声，声声入耳，那么悦耳动听，那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父亲当了多20多年的生产队会计，直到人民公社解散 为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一定贡献。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82年2月19日发布了《第三次人口普查办法》28条，决定，于1982年举行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2年7月1日零时，为全国进行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从准备到完成，时间长达五年之久。期间全国有518万普查员, 109万名普查指导员, 编码员13万人, 860多万名基层干部和群众参与普查登记工作。我父亲作为这芸芸普查员中一员，负责全村的入口普查，他通过学习、培训认识到人口普查工作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性，上级安排给他这个任务时，他很激动，感觉身上的责任重大，但也十分光荣。当时人口普查采用的是手工登记，普查表格项目很细，共19项。按人填报的为13项，比如姓名，与户主的关系，性别，年龄，民族，常住人口的户口登记状况，文化程度，行业，职业，不在业人口状况，婚姻状况，妇女生育的子女数和现在存活的子女数等大量基础数据。一户一表，农村以生产队为单位，装订成册。当时六月天里雨水多，家里分的责任田里杂草风长，几天不除都盖过庄稼，他只能靠早晚抽时间干农活，让我母亲笑话一顿，那认真劲儿上来了，也没有改变他对入口普查工作的热爱与投入，虽说活比较枯燥，拿着本子一遍遍写名字，记信息，不厌其烦，冒着酷暑，天天往村子里跑，走街串户，认真了解数据，核对信息，作为村级普查员，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在各自的普查道路上留下了一排排深深的脚印，踩实了发展前行之路，普查无一差错，圆满完成了普查基础数据信息任务，被评为全县入口普查先进个人。

1984年我在莒南二中上了两年高中，学习了理科后，由原来四个班，压缩为2个理科班，我以成绩差的败将垂头丧气的回到了家里。这时，说不上来的酸、甜、苦、辣、麻，一齐涌上心头。我父亲作为小有知识的人，颇有先见，坚决让我不能荒芜学业，继续上高中，父亲与我交流了很多，分析了优势，给我鼓劲加油，决不能垂头丧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开始改革开放了，家庭条件不断改善、提高，供应上学经济条件不用担忧，加之我机械记忆力强，看书多，语文成绩好，很适合学习文科，特别我父亲与说的一席话，我终生难忘，像毛泽东说的水利是农业命脉、农业的根本出路在机械化。在我们农村里考学、当兵是我们家庭兴旺的命脉，在农村里考学是根本出路，才有出路、跳出农门，你现在要抓住这个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想想这话是有偏差的，在城乡差别较大的当时，也是大实话，也是父亲望子成龙的急切心理和热切期盼。我父亲又找他的老师咨询、了解有关情况，最后托关系，继续在莒南二中上高中学习文科，1986年终于考上中专，在我们那个小山村里当时成为新闻，轰动一时。

我的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身上那些闪光、正能量的地方，让我久久难以忘怀，让我始终按捺不住热血涌动，只能用文字来祭奠我那平凡、威严、深沉的父爱！（刘伯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