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解放到妇女解放：新文化史视角下红嫂劳动叙述研究

临沂在线讯（宋桂花）经济独立是妇女解放的首要前提，而妇女要获得经济独立，就要参加社会生产劳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沂蒙地区，广大沂蒙妇女为了支持革命，打破了千百年来封建家庭的束缚，走出家门，踏上社会，发挥了半边天的巨大作用。

本文从新文化史的视野观照红嫂文学中有关劳动的叙述，试图回答劳动对红嫂自我价值的认同和主体性的确立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如何评价红嫂在参与社会劳动中的精神愉悦及其对我国妇女解放的独特性启示等问题。

沂蒙红嫂社会劳动与新文化史视角

“半边天的典范，子弟兵的亲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沂蒙红嫂将儿子和丈夫送往前线，又在后方承担起了生产支前和生活的重担。沂蒙红嫂缘何在拥军支前中爆发如此强大的能量，堪称为红嫂现象或精神？对此学界或致力于探求红嫂精神产生的传统文化之渊源，这些研究丰富了人们对红嫂精神产生的多元因素的认知，但其着眼点多是红嫂外在的文化、政治等因素，相对而言，较少涉及社会劳动对红嫂精神世界与自我价值体认等内在的影响。

事实上，沂蒙红嫂在革命支前与战时生产所从事的大量社会劳动，不仅满足了战时之需，而且改善了自身社会地位，开始从“治内”走向“治外”，正是拥军支前激发了女性巨大的生命潜力，诞生了集体主义精神，让她们获得了一种思想解放与自我赋权的历史契机，从而促进了个体意识的觉醒与自我解放。

本文对红嫂劳动叙述的研究，主要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红嫂的小说为主。以相关文献为参照，从新文化史视角烛照沂蒙红嫂参与社会劳动中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性。

主流劳动叙述：劳动、性别与精神解放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沂蒙妇女负担起了后方生产的主要任务，她们学习耕地、播种、收割等农活，冲破思想上的束缚，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力军。作家张一翔发表于1985年的长篇小说《端午》是以张秀菊为原型而创作的，其中就涉及到妇女参加农业劳动，以及变工互助的相关内容。张秀菊生于1903年，莒南县人。1942年担任了村妇救会长。当时的莒南是滨海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也是后来作家张一翔长期工作的地方。

学者袁忠岳评价《端午》与一般的红嫂文学不同，重点写沂蒙山老区妇女精神上的自立、自强、自尊。是革命把这些最落后闭塞地区的妇女发动起来，成立识字班、妇救会、帮工组，学习革命道理，接受文明熏陶。诚如作家张一翔所认为的，城市妇女的解放思想是从“五四”开始，沂蒙山妇女的解放是从它成为革命根据地开始的。

沂蒙红嫂不仅凭借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实干的精神，开荒耕地，以自己柔弱身躯耕耘着土地，创造了财富，支援了前线，同时还通过纺纱织布，进一步掌握经济主动权，从而体认到了自我价值，为拓展自己的社会空间奠定了基础。

另类劳动叙述：拥军支前与欲望的书写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沂蒙红嫂所参与的劳动，既包括小说《端午》中提到的农业生产，纺纱织布等活动，还包括拥军支前的一系列工作，如摊煎饼、做军鞋，以及火线架桥、妇女挑夫队等战时繁重任务。

有学者指出，在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中蕴含着一个颇有意味的精神结构，“一是‘劳动’所激发出来的精神解放与愉悦；二是对‘欲望’‘本能’的抑制。” 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有关红嫂小说，如张一翔的《端午》、苗一水的《非凡的大姨》（发表于1989年《时代文学》）中的劳动叙述，已经开始正面书写爱情、欲望等内容。这在苗长水的小说《非凡的大姨》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小说围绕“山东红嫂”李桂芳的事迹而展开，讲述了火线架桥与妇女挑夫队的故事，其中的红嫂走下神坛，变成七情六欲的人——女人，她们有着普通姑娘一样的青春与梦想，并勇于在拥军支前的过程中追求美好的爱情。

从十七年文学中对欲望的压抑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红嫂文学中对欲望的肯定表达，劳动叙述一如既往地承载着劳动妇女精神解放与愉悦的角色，只不过在《非凡的大姨》中，小说从个体情感史与生命史出发，揭示了潜藏在红嫂拥军支前的集体记忆之下身心体认与情感需求，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高峰体验与自我解放的生命力。作品中刚强又柔弱的沂蒙山姑娘，象征着一种民族精神之顽强生命力与坚韧品格，是一种针对现实的想象性抚慰。

劳动解放、集体主义与妇女解放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沂蒙妇女积极参与了拥军支前、救助伤员、劳动生产等各种社会活动，这些都与劳动有关，也有解放有关。在作家苗长水看来，战火纷飞的岁月沂蒙山人实际上是一次解放，它使沂蒙山人见到了外面的世界，改变了很多沂蒙山人的命运。这其中自然包括积极参与生产支前的沂蒙红嫂。在有关红嫂的劳动叙事中，更多的是有关个体化和身体化的记忆，这是女性记忆的一种特点。

透过红嫂小说中有关劳动的叙述，我们得以窥探沂蒙妇女从劳动解放到妇女解放的实现路径。某种意义上，沂蒙红嫂的妇女解放之路正是体现了中国妇女解放的独特之处，即比起其他国家或民族，中国妇女的命运总是与超越性别的阶级或民族的革命实践相伴而生，并且总是与国家政治胶合纠缠在一起，从而形成自己的传统。这里的“传统”更具体地说，实质上就是女性由革命斗争的客体对象如何演变成革命斗争的主体参与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是引发变革的重要质素。